人的心智情欲和人伦都出于这个天理。

[1] 陈独秀：《陈独秀选集》（上），三联书店1984年版，第107页。要实现这一点，必须批判政治伦理的传统观念，进行切实的民主化改革。

他们敏锐地感觉到，几千年的传统道德已成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工具，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最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。在当今所谓道德的困惑中，既不应该回避功利，也不应该回避个人，把功利和理想、个人和整体对立起来，这是传统道德的最大缺陷，因而被专制政治所利用。[7] 之所以成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，是因为伦理和道德觉悟是最深刻的觉悟，是人的意识深层领域里的觉悟，这实际上是要解决人的问题，而人的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。在中世纪，教会势力与封建君主制度相抗衡，一方面是教会等级制，另一【方面是政治要求独立，这种伦理和政治的二元化结构，保证了伦理对政治的制衡和独立性。当忠、孝不能两全时，毫无例外应以孝服从忠，这就是明显的事实。

五四之所以未能完成道德革命的任务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因此，政治伦理不像宗教伦理那样，可以通过宗教改革、启蒙运动走上自我解放的道路，并由此产生人人自由、平等的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，而是把人们束缚在特定的等级关系中，只能产生以服从为信条的群体意识和整体意识。仁又是自我超越的精神境界，作为一种精神境界，它出于内在的情感需要，而不是外在的目的性。

而经济的现代化必须依靠科学技术。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发展的。自然界的法则和秩序需要人来建立，自然界的目的性需要人来实现和完成。但要解决社会的经济、政治问题，不仅不能依靠道德原则，甚至不能依靠任何情感意志，它只能依靠客观的理性原则，包括法治原则，因为这不是内在的自我超越所能解决的。

因此，儒家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情感型的，而不是认知型的，儒家的智慧是基于情感而又超情感的实践理性，而不是运用逻辑思维的认知理性。* 原载《民族文化论丛》第10辑，岭南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，1989年版，第253‒260页。

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起积极作用，也可能起消极作用，这里的关键是，能不能进行现代的解释和转换。这里必须引进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，改造儒家的固有文化。前者以为，儒家思想的基本观念仍然适用于现代社会，不仅能够促进现代化，而且能够建设东方特色的现代化，从而避免西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。因此，它并不需要进行对象认识，或者主要不是对象认识，而是追求情感需要的满足和自我体验的最终实现，因为一切善都是人自身本质所具有的。

这种以社会伦理为本位的思想文化，只能是道德主义的文化。但必须经过自我超越、自我反思、自我实践，才能实现这普遍的人性，从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，这也就是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。另方面，在这普遍原则中却包含着实际的差别和对立，这不是指才能、智力或其他个性方面的差别，而是人的社会地位的等级差别或伦理关系中的地位差别，这就叫理一分殊。人的道德本性或者被说成是生而具有的，即自然赋予的。

朱熹说，仁者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，人心能主宰宇宙万物，这不是从外在的目的性说的，也不是从认知理性的意义上说的，而是从自我超越的本体论意义上说的，他的心体用说和心统性情说，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。对于现代化，看来也有不同理解。

但这是指长期积淀（姑用这个名词）下来的文化心理结构而言，实际上整个文化传统又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，就是说，文化结构的稳定性也是历史的相对的。我们并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，也不是彻底否定传统（实际上也不可能），但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则是进行批判的反思。

但在西方思想文化中，这种超越至少包括两个方面。这也是万物一体境界的实现。至于后来的王阳明，则以其心本体论和良知本体说，把这一思想推到了顶点。自从儒家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学说，就已经为儒家的这种思想奠定了基础，几千年来只是这种学说的不断充实和发展。理学家完成了形而上学本体论，把人的存在和宇宙本体合而为一了，但人要实现其本体存在，必须经过心的自我超越，即所谓大其心以合天心。李约瑟博士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，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有高度发展，不仅走在当时欧洲的前面，而且为欧洲的物质文明做出了贡献。

在中国大陆，由于改革开放的推行，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更加热烈，出现了所谓东西文化热。实际上它又否定并扼杀了人的感性存在，把人的感性欲望看作是恶的根源，加以禁绝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认为，必须了解儒家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，即了解它的基本性质和功能，才能说明它同现代化的关系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把科学技术真正放在首位，尊重科学，尊重人才。

相同的一面是，它们都以人为中心，都要解决人的存在和价值的问题，但是解决的方式和出发点又决然不同。但在这种身心合一、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中，人是真正的主体，而心又是身的主宰，因而也是自然界的主宰。

由于儒家对于人的社会存在作了伦理主义的理解和解释，把它仅仅理解为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伦理关系，人的本质被归结为以伦理原则为核心的道德本性。如果进一层说，这所谓心，所谓生，实际上正是人的内在目的性。这种安身立命之学，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一致，确有其重要意义，但是它又限制了人的个性的发展，限制了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挥，这不能不说是它的严重缺陷。这句话表达了儒家和理学家的共同理想，也充分体现了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特点。

二是追求客观的物质世界及其规律，达到真理认识的目的。由于这种理论忽视了人的智性，忽视了人作为认识主体的本质存在，因而具有极大的局限性。

它不需要西方那样的宗教，但是却起到了宗教的作用。儒家学说提倡以人为本，但是它从人的情感意志出发，重视和强调人的内在的道德价值，强调人的自我肯定、自我完善、自我完成、自我超越，这实际上是伦理道德型的人本主义。

正是这种不同形成了两种思想文化传统。问题在于如何能够自觉地实现出来罢了。

它的最大的理论成就是，确立人的道德价值，并且把人提升为宇宙的本体存在，建立了形上道德论和道德主体论。五四文化运动又提出科学与民主两大口号，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，并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批判，但是现代化的进程一直很缓慢，与此同时，中西文化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停止。现在，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，特别是东方日本的工业化与四小龙的崛起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看法，但儒家思想能不能适应并促进现代化，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。事实证明，如果拒斥西方思想文化中积极而有价值的成果，固守东方的儒家文化，或者以儒家文化为本位去溶化西方文化，不仅不能实现现代化的经济，而且不可能建设现代化的文化。

这种解释（不能单从认识论的意义上理解）意味着进行深刻反思，克服其消极面。由此可见，文化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

只要人人都能实现道德理想，就能实现天下一家，中国一人的理想社会。儒家强调真、善、美的合一，但所谓真，无非是善的真实存在。

这正是一种内在的自我超越，而不是外在的彼岸性超越，就是说，它不需要超越主体自身，达到彼岸的幸福或通过理智认识占有客体世界，以满足人的物质欲望。从这里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，即不仅东西方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具有不同价值，而且同是东方的儒家文化，由于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，可能具有不同的命运和价值，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。